《三国》在三国

   文学艺术是文化中最敏感的那根神经,一种文化品格、文化特质，经意不经意地最容易在文学艺术中得到生动、传神的表达，也最容易借助这双翅膀飞向遥远，像鸟嘴里衔着的草籽，在异地他乡落地生根。当然，长势如何，壮硕抑或羸弱，秉承遗传基因满血复活，还是节外生枝地发生了变异，其异变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，是在与异质文化杂交中优化了品质，还是不幸生成了畸形儿，各种情形在在所见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带着文化基因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外输出，通常是母体文化给予最多的关注和关怀，但也常常儿大不由娘，初始时还像放风筝一样牵着那根线，越飞越远，逸出视野，也就不可控了。有时，在国内炙手可热的作品，在域外却行之不远，受到冷落。而在国外走俏的，很可能在国内知名度并不高。不妨做个小实验：《了凡四训》是本什么书？作者是谁？何时人氏？在国内，恐怕一些搞专业的人都未必了然，而在泰国却广为人知，泰国居然有一百多家出版社出版过这本书。这是明朝学者袁了凡的著作，该书融通儒释道，并以诸多真实生动的实例加以诠释，劝勉大家不要被所谓的“命”束手束脚，而应敢于向命运挑战，自强不息，成为自己的主宰力量。这样一本在国内不为人知的书，在泰国却很励志，煲出了一锅热腾腾的心灵的“鸡汤”，其影响力接近《三国》，卓然而为超级畅销书。

    民间有一种说法，“老不看三国，少不看西厢。”意思是说，《三国演义》这部书里谋略频出，诡计多端，上了年纪的人本来就阅历丰富城府深，熟读“三国”，会更加老谋深算，所以不宜。《西厢记》是言情之作，而且，不仅不合封建礼教伦常，搁在现在，也是越轨的，言语很火辣，行为很大胆，“春至人间花弄色，露滴牡丹开。”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封建时代的作品里，不仅私下里悄悄地读，还要明堂蜡烛地在舞台上唱出来，简直有点不可思议。年轻人读了书，看了戏，受其感染或曰传染，不定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体来，故也不宜。同属亚洲文化圈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泰国，也有类似的俗语，他们表述为“三读《三国》者不能交”，三，在汉语里是虚数词，有“多次”的意思。我想，不管泰语有没有这样的用法，在这里，“三”肯定不能坐实地理解为“三次”，也是极言其多。说《三国》读得多的人心计太多，不能深交。话虽这么说，在泰国“三读《三国》”的人还是为数不少的，刘关张的生死之交，张扬了一个“义”字；诸葛亮足智多谋，头上闪烁着智慧的光环。这些美好的品质，都为泰国人所景仰。围绕这些人物编织的引人入胜的故事，泰国人妇孺皆知，耳熟能详。在泰国，《三国》里的一些章回还被编进了课本里，“草船借箭”等故事经改编选入中学语文教材，高三年级的教科书里有“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”，也是选自《三国演义》。随着华人移民迁入泰国，《三国演义》就开始在那里传播。1802年吞武里王朝时期的帕康亲王专门组织人把《三国演义》翻译成泰文，译名为《三国》。1975年出任泰国总理并完成中泰建交事宜的克立·巴莫，是研究《三国演义》的专家，他模仿“三国文体”，创作了历史小说《资本家版本三国演义》、《终身丞相曹操》，讽喻、批判上个世纪50年代的泰国官场，社会反响强烈。诗琳通公主也特别喜爱中国文学,她还亲自做中译泰的翻译,也有力地推动了泰国的中国文学热。由文学而及于其他艺术，泰国还创作出许多以《三国》故事为题材的戏剧和说唱艺术。泰国木偶有中式木偶和泰式木偶之别，中式木偶类似于中国潮汕手套式木偶，通过手指运动操作木偶的各样动作，表演的剧目也多是《三国》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。研究泰国史的学者陈辉说,《三国》等中国古典历史演义故事的翻译，对泰国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受中文表达方式的影响，译文简洁明快，比喻形象生动，带有特殊的中国韵味，有“三国文体”的美誉。小说的内容和表现方法也多为泰国作家所借鉴。

    如果你问日本人，最喜爱的中国文学作品是哪一部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会脱口而出：《三国志》。是露怯吗？是误将陈寿的历史著作当文学了吗？且慢，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日文译名就叫《三国志演义》，日本人省略了后两个字简称《三国志》。据说，两个日本人里就有一个读过不同版本的《三国演义》，或是改编过的漫画、口袋书等，其普及和受欢迎的程度，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。据日本亚马逊网站，2014年《三国演义》的各种译本及其衍生书的销售品种已逾4000种，三国里面的许多人物在日本都家喻户晓。从文学跟进到电影，尽管日本从中国引进的电影很少，以至于日本观众说不出来几个中国演员的姓名，但《赤壁》却是破例的。《赤壁》在日本上映时，几乎场场爆满，首相也从繁忙的公务中拔冗走进电影院观看。东京神保町专门销售与中国相关图书的东方书店，推出了“日本人爱读的中国文学”排行榜，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等名列前茅。比出版、阅读更值得关注的，是《三国演义》在日本的的接收史，他们悟出了商场如战场的道理，写出了许多把三国时期的军事谋略运用于商战的书，并且很畅销，又被译介到中国，反哺给刚刚步入市场经济、还处在起步阶段、读起来如饥似渴的中国读者。

   因应着中越两国在历史上的同气相求，文化相通，中国古典文学在越南同样很有市场。河内有一条图书街叫丁礼街，随便走进一家书店，不用翻开书看，封面上就有刘关张的形象映入眼帘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名著一直销售很好，成为长销书。读者里有老人也有年轻人，可谓少长咸宜。他们喜欢书里的英雄传奇，他们读过了还要买，作为藏书充实家里的书橱。越南的一些家庭里，供奉着出将入相的“智圣”诸葛亮，或是忠义勇武的“武圣”关羽。

   仅举相邻的三个国家为例，就可以看出，《三国演义》在域外，有着不同的命运。在泰国，是当作政治书来读的，从帕康亲王，到克立·巴莫总理，到诗琳通公主，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都钟爱有加，仿作也聚焦政治主题。日本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，他们的兴奋点在商战，于是，把《三国演义》也用于商场风云。近现代以来，中越有着大体相同的发展道路，都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，话语体系接近，对文学作品的接收心理也呈趋同性。鲁迅关于《红楼梦》“单是命意就有种种”那段话，枚举了经学家、道学家、革命家、流言家等，是着眼于专业背景、政治立场等，至于文化背景的迥异，会带来更大的分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