互补中见张力

纵观人类思想演进和嬗变的历程,大凡进取的民族、健康的时代，总有两种以上的思想体系活跃着，并制动着社会机器的运转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态。或历时性地前后相继，反拨、矫往，或共时性地双峰对峙，各不相让。它们相互抵牾，相互驳难，相互颉颃，于对立中各自完善，于斗争中磨砺锋芒，于互补中彰显思想的张力。

举其大端，中国的儒家与道家，欧洲的“两希”即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，莫不如此。

儒道互补,是老话题了。儒家主建构(“文之以礼乐”“修饰之”“润色之”)，道家主解构（“绝圣弃智”“绝仁弃义”“绝巧弃利”）；儒家讲入世（“兴废继绝，润色鸿业”），道家讲出世（“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”）；儒家推崇有为（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），道家标举无为（“彷徨乎尘垢之外，逍遥乎无为之业”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”“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）。有了儒和道这两种矛盾着又补充着、增益着的思想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才好安身立命，进有进路，退有退路，找到心理上的制衡点，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。人的心理平衡了，这个世界才会是和谐的。人的心理倾斜了，世界也必然颠三倒四。因为，我们总是通过心理这面镜子看世界的。

古希腊文化，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，张扬个性，放纵原欲，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。古希腊神话里的神，与人同形同性，比人更任性，比人的欲望更强烈，比人的生命力更健旺。

我们来看一幅画，《法庭上的芙丽涅》，出自19世纪法国画家热罗姆的手笔,取材于古希腊传说。公元前四世纪，著名模特儿芙丽涅，当时全雅典最美的女人，因裸浴以渎神罪受到了法庭的传讯。在审判时，辩护师希佩里德斯让被告在众目睽睽之下撩起衣服裸露胴体，并面对在场的501位市民陪审员朗声说，难道能让这样美的乳房消失吗？最后，法庭宣判无罪释放。芙丽涅处于画面中央的突出位置，以臂遮脸，呈现刚刚撩起衣服的那个瞬间。背景和中间的幽暗部分的艺术处理，反衬着女主角光鲜的形象，白皙、妩媚，楚楚动人。她的动势是典型的希腊式，微微扭动的身体，使曲线的韵律更趋丰富。不必考证实有其事还是虚构演义，它所传递的观念无疑是希腊的。法庭是神圣的，法律是公正的，可是这一切都要给美让路。而且，古希腊人崇尚的美，是肉欲的，性感的，富有诱惑性的，令人沉醉的，这种美的力量无比强大，不可战胜。画面上辩护师的表情和姿态，都无声而坚定地捍卫着这种美。众法官的眼神，有的贪婪，有的专注，有的充满怜爱，有的似乎深有所悟，都烘云托月地映衬着这种美。

酒神狄俄尼索斯最能代表希腊精神。狄俄尼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，酿酒和种植葡萄等的庇护者，纪念狄俄尼索斯的庆典具有秘密仪式的特点，往往会变成狂欢暴饮，使参加者忘记平常的禁忌。据说，参加狄俄尼索斯游行队伍的人都是女性，她们身披兽皮，头戴花冠，吵吵嚷嚷，疯疯癫癫，完全沉浸在一种感性的肉体的陶醉之中。象征理性的太阳神阿波罗，与酒神相对待，却不能相对等,而是陪衬者。

酒神崇拜也有其破坏性，是一种粗野的、狂放的、毫无节制的感性行为。这样的肉体的沉醉，表现为一种纵欲的对感性生活、肉体存在的忘乎所以的肯定。若不加以节制,就会“自己成为自己的地狱”。

原欲狂欢的破坏性，在古罗马时期酿成大祸。权力是个坏东西。古罗马人就太热衷于权力了。他们拥权自恃，贪得无厌，欲壑难填，权力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，终而导致罗马帝国的覆亡。当时的奢靡、腐败，令人发指，贪婪的欲望日益膨胀，淫逸之风肆无忌惮。卢库卢斯吃饭大讲排场，一次他独自用膳，菜肴简单了一些，他暴跳如雷。仆人稍作辩解，他大言不惭地说，今天卢库卢斯和卢库卢斯共进午餐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这句话在罗马传为笑柄。皇室中人空虚无聊到了变态的地步。皇帝提庇留乌斯辟有一间名为“蓝穴”的密室，安置许多赤裸的娈童和少女，他经常对这些“正在长大却又未断奶”的幼童恣意猥亵，极尽淫欲。其继任者卡里古拉嗜好严刑拷打、肢解人体，和客人喝酒时，将人锯解分尸，或以活人喂狮子，以佐餐助兴，和《世说新语·王恺与石崇争豪》里的描写一样残暴。马克思在《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》中写道：“在宫廷里，分崩离析表现为放荡的轻佻，它懂得并嘲笑现实世界的思想空虚，但这只是为了抛开一切理性的和道德的束缚，借腐朽和颓废作乐并在总崩溃的驱使下走向灭亡。这就是当时世界的腐败情形，而这个世界正是借这种腐败情形来陶醉自己的”。

矫正这种贪图享乐的奢靡之风，希伯来文化以第一主角的身份隆重出场了。过去，说到中世纪，总是负面的评价，“黑暗的一千年”云云。其实，基督教的原罪意识,在这个特定背景下,是强有力的思想武器。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来赎罪的，要求虔诚的教徒严格自律。人们要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地吃苦行善，以便在死后进入天堂，在末日接受审判。这样，就要容忍现世的痛苦，压抑内心的情感，牺牲个体的欲望，漠视人间的幸福。按着基督教的观念，人要有一种受苦的意识，人的肉体，并不是用来享乐的，而是把别人的苦难加在自己身上，用以救赎别人。耶稣就是这样的典范。教徒们都渴望受苦，渴望把苦难加在自己身上。

《圣经》也写到情欲，却是持贬抑、否定的态度。纵情享乐，在古希腊英雄那里视若平常，甚至是加分的，是倜傥风流的，用时下一句调侃的话说，没有绯闻，怎成名人。好色成性，是大力士参孙的致命弱点。他执政期间，两次受挫，都栽在贪恋女色上。他的非利士妻子用尽女人的招数，哄骗他说出了谜底，并告诉了她的本国人，使他败给了非利士人。按着我们的说法，人应“不贰过”。参孙做不到，后来他又经不住一个非利士妓女的诱惑，险遭暗算。第三个非利士美女出现了，她叫大利拉，终于，七缕头发的秘密守不住了。参孙失去威力，束手待毙，被挖掉双眼投入暗牢，终日推磨。这个故事警示人们，放纵情欲必将受到惩罚。

当然，矫枉过正，物极必反。到了后期，限制纵欲主义，也限制了人的正常欲望的满足。限制反理性冲动的同时，也限制了必要的感性冲动。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中世纪的欧洲人又过起了苦行僧的生活。19世纪法国作家法朗士这样描述中世纪的生活：那个时候，沙漠里住着大队的隐士，隐遁的修士们和修道者们非常节食，每天到太阳落山以后，才吃面包，夹着一点食盐和意沙泊。这就是他们一天的饭食。他们都谨守着禁欲主义，穿着惩戒自己的带子和罩满眼睛的肩挂。长夜的默想之后，便去睡在光秃秃的地上，祈祷、唱圣歌。总之，他们每天完成那伟大的忏悔和苦行。为了思想到人类生来的罪恶，他们不仅拒绝肉体的欢乐和满足，并且拒绝了那时候的人以为人身必须的保健。他们以肉体的疾病惩戒灵魂的卑污，以为身体的溃烂和创伤正是最光荣的装饰。简直病态到了具有自虐倾向的地步。

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异质互补，形成拉力，生成张力，构成西方文化的骨架。我们再进一步追问，何以如此呢？文化是属人的，是人创造了文化，反过来说，文化是对人的描述，文化的悖谬源于人性的悖谬，要到人性的海底去探测其深层原因。人是一个矛盾体，而且呈多元结构，学者们有着不同的指称。如，自然性与社会性，感性与理性，原欲与文明，酒神与日神，等等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，加工出一对一对的相对待范畴。也有三分的，如佛洛依德就对二元对立进行了拆分，二元变三元，但其所揭橥的矛盾依然，他把人的个性心理结构分为“本我”、“自我”、“超我”三个层次。毛泽东讲一分为二，冯友兰讲一分为三，都有道理。不同的学术理路，对应着不同的心理层面，有着不同的精神景深。在卢梭那里，“自然”与“文明”对举，在他看来，文化是个大染缸，使人丧失了美好的天性，所以，他主张“返回自然”，流露出反文化倾向。西方学者多偏嗜“片面的深刻”，喜欢走极端，但人性及其所派生出来的文化，还是要谋求动态平衡的，此即中国文化之精髓要义——中庸之道。佛洛依德看到了潜意识或者说原始欲望冲动的巨大存在，有所谓“冰山理论”即沉入水里2/3的说法，但他并没有放弃理性。他认识到，文化压抑人，但人离不开文化。这一纠结恐怕要伴随人类始终。于是我们了然，异质互补何以可能。

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如此，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大抵如此。有人说，读历史，发现人类不走正道，忽左忽右，不是左倾，就是右倾。其实，这才是人，而不是神；是人的社会，而不是神的天国。社会永远处于平衡（动词）之中，沿着一个方向走得远了，就往回拉一拉。某种意义上说，社会治理就是平衡术，需要划动桨橹，拨正航向。这才是常态。

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，是欧洲历史上两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，其共同的主题是“人”的发现。然而又有不同，前者是侧重在感性层面开发人的潜能的，所以，文艺复兴的最高成就表现于文学艺术领域，出现了欧洲文学史上的第三座高峰——莎士比亚，出现了造型艺术中的三杰人物达芬奇、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。后者是侧重在理性层面开发人的潜能的，如果说文艺复兴发现了感性的人,那启蒙运动则发展了理性的人。所以，出现了以卢梭、伏尔泰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。如果说，前者是对基督教文化的反动，后者又是对前者的反动，理性——感性——理性，构成了历时性的相反相成的互补关系。

过去，说到文艺复兴，意见一边倒地大加赞美，人们援引最多的是恩格斯那句著名的赞词——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。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，涂抹上了艳丽的感性色彩。我们还以绘画为例。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提香，晚年创作了一幅《抹大拉的玛丽亚》，沿用宗教题材，却旧瓶装新酒。抹大拉的玛丽亚，是《圣经》里写到的一个妓女，受到耶稣的感化，忏悔从前的罪恶，得到赦免，皈依基督教，蜕变为圣女。这是一个有过不幸遭遇的人，应该满脸沧桑感。可是，在提香笔下，却被描绘成一个性感十足、颇具魅惑力的女子。衣裳耷拉下来，露出浑圆、丰满的肩膀，手按在左胸前，引逗着读者的视线，高耸的胸脯仿佛在起伏颤动。明亮、湿润的大花眼做仰视状，似乎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浓密而卷曲的一头秀发，更让人感觉到蓬勃的生命汁液淋漓。“复兴”者，回到古希腊罗马是也，无疑，艺术家们在找那种感觉，那种愉悦耳目的感性之美。

其实，文艺复兴也有其负面性，那就是禁欲之后的纵欲，罗马式的放荡不羁得到怂恿，以致人欲横流。历史有相似的一面，今日之中国，也能看到文艺复兴的影子。官场腐败，有制度建设问题，所以习近平反复讲，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。同样可以寻绎其文化原因，即极度匮乏之后的极度贪欲。

怎么办？又该理性上阵了。启蒙运动正是致力于理性的培育。早在17世纪，随着哲学和科学的长足发展，理性精神就在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得到了高扬。经过启蒙，理性成为判断一切真假正误的唯一标准。

启蒙运动之后,新的拐点在哪里？又回到感性了吗？非也，非理性、反理性强势逆袭。

尼采喊出“上帝死了”，这对于从小接受唯物论、无神论教育，没有信仰的中国读者，无关痛痒，和“隔壁老王死了”没什么不同。而对于笃信基督的欧洲人来说，无异于八级地震，信仰的天空笼罩着深重的雾霾。两次世界大战，对欧洲人来说，是毁灭性的打击，心理上产生一种幻灭感。理性还靠得住吗？他们陷入深深的怀疑之中。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，形成强烈的冲击波，以往的价值观念、思维方式、生活方式都被动摇了。修筑了几百年的理性大厦坍塌了，在理性的一片废墟上，长出了非理性、反理性思潮。理性——非理性、反理性，这，又是一次历时性的互补。